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短短几年间，中国的廉价药悄无声息地消失在民众的视野里，而昂贵的常用药都以孙悟空七十二变的功夫，同一种药以各种不同名目吞噬着老百姓的辛苦钱。“制止人为造成廉价药品断档，切实减轻老百姓的看病负担。”这不仅是呼吁，而且是愤怒。
“因为医院不要廉价药。医院只要贵药、新药，越贵的药利润越大，而医院占据着药品消费85％的市场。因此,企业必须投医院之所好，医院需要什么样的药，药厂就生产什么样的药。”
廉价药正在从基层医院消失
廉价药正在从医院的药房“淡出”已经不是什么秘密。
四川东部某县城人民医院。两年前，正是该医院资深医生杨树清，站出来向记者披露了医院头孢胺苄缓释胶囊（俗称申嘉）拿回扣事件，惊动了四川省卫生厅。
“在我们这里，现在已很少看到便宜药了。”在这些基层医院，医生们对廉价药最习惯的称谓常常是“便宜药”。
那些曾经只卖几元钱甚至几毛钱的便宜药，据杨树清估计，目前的“消失”速度在两位数以上。“今天有，说不定明天就没有了”，以至于医生们“经常一张处方换好几次药”。
这让从医将近40年的杨树清心里很不是滋味，便宜药在基层医院的消失意味着老百姓看病将要掏更多的钱，因为“每次的处方改药，换的都是价格更贵的药”。
“40年的从医经历，见证了便宜药的整个历史兴衰”。杨树清苦笑着对记者说，四环素是他过去开给病人的最常用消炎药，100片装的一瓶药也就是一两元钱。但在几年前，四环素突然从医院的药房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“一盒四五元钱的阿莫西林”。
但是，当杨树清们才刚刚习惯于使用阿莫西林的时候，阿莫西林突然又被头孢消炎药所取代。
“四环素用了几十年才出现阿莫西林，而阿莫西林上市只有几年时间头孢就出现了。”按照杨树清的分析，消炎药从四环素到阿莫西林再到头孢的更替过程，其实就是一个药价更替的过程。
3月20日，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他提到的消炎药价格做了一个比较——市面上最常见的24片包装的头孢最低售价一般都在20元以上，同样包装的阿莫西林一般在四五元钱，而经典的四环素100片装的只有一两元钱。
“除了价格的变化外，疗效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。”因此，杨树清一般建议他的病人到药店去买阿莫西林之类的消炎药，“医院只有头孢。”
廉价药从基层医院药房的消失，基本宣告了其从医院平台的全面“淡出”，而廉价药“淡出”医院药房最先开始于大城市。
坊间流传比较“经典”的一个例子就是环磷酰胺。据悉，环磷酰胺这种药物疗效好、毒性反应低，是白血病治疗中一个极为关键的药品。同时,许多肿瘤疾病患者的治疗都需要使用环磷酰胺。
所以在医疗界，环磷酰胺一直是医生十分青睐的药物，但因为其价格便宜，却几乎没有厂家愿意生产，这几乎酿成了一次悲剧。去年11月，上海某儿童医院一名白血病患儿面临生命危险，急需的关键药物环磷酰胺却突然断货。
尽管随后在社会各界热心人士的共同努力和关心下，上海市儿童医学中心紧急筹集到了200多支环磷酰胺、解了燃眉之急，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，廉价药消失给医院临床所带来的影响愈来愈让人担忧。
廉价药引起整个社会的关注，也正是从这次环磷酰胺事件开始的。
3月21日，记者就廉价药采访了北京一家医院的院长，当记者问及有没有“回苏灵”（一种每支不到2元的呼吸兴奋剂）时，该院长表示，回苏灵“药厂早不生产了”。
上述北京某医院外科一位蒋姓医生告诉记者，心得安针剂、地戈辛针剂、VitD3针剂、非那根糖浆、长效青霉素等数十种效果非常不错的廉价药正在陆续淡出医院药房。“比如每盒价格不到10元的丙咪嗪，医院长期断货,现在只能开288元一盒的百忧解给病人。而对于丙咪嗪，差不多都快要忘记了。”
廉价药退出医院这个平台，似乎已经是不可逆转的一个潮流。
廉价药被价格政策“谋杀”？
“我们现在不是故意要给病人开贵药，而是我们根本就找不到便宜药。”前面提到的蒋姓医生苦笑着说。
对于这一点，曾经多次以专家身份随同医院采购药品的杨树清也深有同感：“医院出去采购药的时候，现在基本上看不到用了几十年的便宜药。一打听，是没有厂家生产了。”
制药企业无疑在廉价药“退市”中扮演了一个关键角色。
“现在基本上没有企业生产廉价药了，但责任并不在于企业。”桂林某制药厂的医药代表王先生告诉记者，所谓的廉价药当然是价格低廉了，在市场中肯定具有明显的价格优势，但是为什么没有企业生产呢？“因为医院不要你这种药。医院只要贵药、新药，越贵的药利润越大，而医院占据着药品消费85％的市场。因此,企业必须投医院之所好，医院需要什么样的药，我们就生产什么样的药。”
今年全国“两会”前夕，上海市政协委员在调查中发现，此前他们经过提案呼吁而恢复了生产的廉价经典药“鱼肝油酸纳注射液”又停产了。
“我们去药厂调查后发现，原来他们生产的70箱‘鱼肝油酸纳注射液’，除了在农村卖出了50箱外，还有20箱躺在仓库里，城里一箱也没有卖出去。”参与调查的一位政协委员说。
那么，医院和药企，谁在终结廉价药？
“从药企方面看，廉价高效药因为价格太低，有的用量偏少，药厂和医药公司只能停产停销；而在医院方面，随着新药的不断研发，由于新药利用度高、利润高，从而不断弃用临床用了几十年的疗效比较不错的廉价药，专用高价进口或三资企业生产的新药来替代，使得廉价药用量锐减。”
北京大学医学部专司卫生经济研究的一位教授直言，在廉价药“退市”的大背景中，政府极力推行的药品降价政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，“大幅降价后，本来获利微薄的廉价药利润基本探底，甚至于零售价与成交价价格倒置。因此,当生产廉价药利润太低、达到难以维持正常运转的时候，药企便将履行社会责任置于从属地位——放弃廉价药的生产。”因此，药品降价的结果不是把医药销售的利润让给了消费者，而是导致那些廉价药物被逐利的市场之手拒之门外。
廉价药退市还有一个客观因素,负责桂林某制药厂江苏片区的这位王姓人士告诉记者，廉价药都是一些使用了几十年的常规药，基本上不存在知识产权问题。因此,很多的小药厂便一哄而上，“甚至一个家庭作坊都可以生产出药来。”
这样的结果是，造成同一品种的药品有几十家甚至几百家药厂生产，从而形成了恶性竞争。本来利润微薄的廉价药在市场的冲击下，正规的大企业基本上不得不停产。
同一种药摇身变出几十个名字
廉价药退市，一个几乎统一的认识是——价格低廉，医院和药企都“无利可图”，从而迫使廉价药的自动退市。
廉价药真的都烟消云散了吗？
事实并非如此。“所谓廉价药的退市，只是低廉的价格退市，而‘药’本身并没有退市。”杨树清如是说。
3月4日，向来以敢言著称的钟南山委员在政协医卫界会议上发言时说，现在一个普遍的现象是——同一种药能有十几个名字到几十个名字，单价从几毛钱到几十元不等，“我搞了40多年的医，有时都弄不明白其中的奥妙。往往是一个药品换个‘行头’改个名，摇身一变成新药，‘身价’就立刻飙升。这些所谓‘新药’五花八门，我就想不明白，这些批号都是怎么拿到的？这些问题到底谁来把关？”
来自医药行业的统计数据显示，2004年，中国药监局受理了10009种新药申请，而同期美国FDA仅受理了148种。
钟南山院士的疑惑，正是廉价药的一种“退市策略”——脱掉“廉价”的外衣，饰以全新的包装，一种“换汤不换药”的所谓新药便就此诞生了。
“一般是在原先廉价药的配方中添加一些辅料、换个包装，这就算是新药了；而另一种纯粹是改改剂量和包装，药品本身什么都没有变化，这也是‘新药’；更绝的办法是，廉价药停产几年后换个包装就能以‘新药’的身份上市。”
杨树清说，“廉价药的每一次蜕变，就是一次药价的飙升。”
前面杨树清提到的消炎药，从四环素到阿莫西林再到头孢的蜕变，与之紧随的就是价格从几毛钱（折算价）到四五元钱再到二十多元钱的攀升。
廉价药需要政府政策保护
关于廉价药的讨论，在今年的全国“两会”上达到了高潮。
全国政协委员、复旦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科医院教授刘豫阳在今年递交了《关于设法恢复生产和使用廉价经典药的建议》（以下简称《建议》）的提案。
如何推动廉价药的生产和使用呢？刘豫阳在《建议》中说，首先应允许廉价药适当提价。
“光从生产环节入手显然远远不够，需要社会从方方面面为廉价经典药开辟绿色通道。建议对生产成本和销售价格倒置的廉价经典药，政府要允许适当提价，甚至予以必要的补贴使药品维持现在的低价。”
其次，要为廉价经典药定目录，其生产和临床应用要有衔接，不能随意中止廉价经典药的生产。
事实上，来自江苏的政协委员也在致力于推动廉价药。他们在建议中说，除了保证廉价药有利可赚外，政府还应该给厂家以政策倾斜。“应限制无研发能力的小药厂的重复投资，以GMP标准强制淘汰已有小药厂、减少无序竞争。” 汪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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