| 《法制日报》报道：武汉“天价烟”现象被披露后舆论反响强烈，武烟集团有关负责人约见记者并对此现象作出解释，其中，“天价烟保护了干部”的观点令人惊讶。香烟何以能“保护干部”？其中原委这位负责人已说得很明白：过去人们送个三五千元的出了事，现在送两条烟，还可以转送朋友，出不了麻烦……
“天价”现象其实不少地方早就有，听说武汉同时还出产千元以上的白酒。把天价烟酒的“功能属性”定位于腐败，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这类商品之所以昂贵，不是说它具有与价格成正比的内在品质和消费价值，而主要是贵在“保护干部”这种特殊的功能上。如今反腐倡廉抓得越来越紧，“红包”以及价格昂贵的耐用消费品变得更加敏感，而烟酒则容易打擦边球。因为民间人情来往与腐败无关，当然就用不着刻意的遮掩和“保护”。假如追溯一下天价烟酒的“起源”，同样与腐败有关。多年来人所共知的一个事实是：动辄几百、上千元的烟酒，享用者几乎没有自掏腰包的。正是鉴于特殊的国情，有了公款消费这块巨大而肥沃的土壤，才形成了这类价格严重脱离价值的商品，才孕育了这个消费市场的怪胎。另一方面，天价烟酒与世界范围的所谓“奢侈品”亦无任何亲缘关系。
据说武汉这种每条1500元的香烟很难买到，甚至要托关系、走门子或排队预订。由此推知，它不可能像名牌冰箱、彩电那样在全国统一的大市场中自由地流动。正所谓“近水楼台先得月”，无论是买的、送的还是收的、用的，主要都应该是本地人。当然，天价烟所“保护”的，主要也是本地干部。看来，武烟集团有关负责人面对媒体时严重“失言”了：立马会传遍全国的“天价烟保护干部”，几乎成为地方腐败的一个表征。他是否会受到当地的谴责甚至为难，令人不禁为其捏一把冷汗。
一个地方是否出产天价烟酒，既不取决于该地的经济发展水平、市场消费水平，也不取决于该地是否具备特殊的原料、工艺、生产设备等物质条件，更难说什么“高科技含量”，而关键在于该地是否蕴藏着这类巨大的市场需求。
商品所表达的首先是物质属性，主要表达的是经济属性，至于政治属性和文化属性，更多地是由购买、使用者赋予的。只要香烟质量没问题，只要能为企业获取利润，市场需要多少就可以生产多少，烟厂既不需要、也无能力对反腐败承担第一位的责任。
所谓“天价”烟酒，不失为衡量一个地方是否“腐败”的标志；这类产品的产销量，不失为计算一个地方的“腐败度”以及腐败规模重要的量化依据。假如能在党风廉政建设规定中增加“禁收天价烟酒”这一条，既是真正保护干部，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百姓的送礼负担。刘以宾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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